（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４日在北师大“西部阳光活动”沙龙的讲话）

编者按：

钱理群老师的这篇长文将五四以来“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知识青年主体划分为六个代际——五四先驱者、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新时代的青年志愿者。在充蕴着时代背景色之下的代际划分之后，还有着一脉精神谱系相支撑，那是一种沉重的历史使命感。

说到底，农村是我们精神的家园，去远方漂泊的人们虽然离开这片家园，但是终究要回来。如钱老师所说，青年自愿者行动，实质上就是一个寻根运动，去寻自己的生命之根，这是我们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而且这样的工作往往会产生“瞬间的永恒效应”，其意义往往是不可估量的。

    钱老师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中国的大学应该担负“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将大学变为培养乡村人才的基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严重脱离农村实际——这对大学教育有着深远意义。面对怀抱理想又免不了孤独情绪左右的青年们，钱老师给他们的寄语是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既坚持理想主义，同时又理性地估计与正视理想主义的有限性。这样的话也是每一个时代青年应当思索的……

正文：

应该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９ 月２０ 号那天参加你们的暑期下乡实践活动总结会，听了你们许多精彩的发言，心里很激动，有很多感想，那天的会上，也只能简单说几句，于是，就想写一篇文章，但事情一多，又搁下了。感谢北师大的同学的邀请，今天有了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聊天，就把那天没说完的话，继续往下说。

（一）

也许是因为我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有一种职业性的历史感。一看到诸位，我就觉得似曾相识，在我研究的历史中曾经见过，你们的言谈，说话的姿势，眼睛里流露出的热情、困惑，你们的快乐与苦恼，初到农村时的惊喜，第一次走进农民的小屋不知如何交谈的窘态，工作深入不下去时的焦虑，以及无休止的争论，平静下来以后的思考与自我质疑……等等等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曾经出现过，而且，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这里存在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存在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也许你们并没有意识到，你们的“西部阳光活动”实际上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新的篇章，你们是沿着前辈所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你们正在继续书写与创造新的历史。

那么，我们就来作一点历史的回顾。还是从“五四”说起，那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源头。大家都知道，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充分肯定；而这三种人都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中是被忽略的存在，因此，这三大发现就充分地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妇女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这都是极富魅力的话题，以后我们或许有机会再来详细讨论。今天要说的是“农民的发现”。鲁迅后来有一个追述，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这至少说明，“五四”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农民，底层的人民，他们不是供人观赏、践踏的“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要求的独立的“人”，他们应该享有自己的幸福，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独立利益。

而另一些思想家则把农民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发展联系起来，李大钊当时就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进而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于是，他发出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而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讲了三条理由。一是“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他具体地列了许多方面，可见他是做了一些调查的，而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似乎还有点现实针对性，这是很可悲的；不过今天不谈这个，我们注意的是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他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城市里鬼混，都成了鬼蜮。农村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就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李大钊讲的第二个理由，就更值得注意。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的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那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而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你们看，李大钊说得多好，在我的感觉里，他简直就在和我们面对面的谈话，讲着当下中国已经或将要面临的问题。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们感觉如何？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条理由。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误”。因此，他号召：“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这番话可能与大家的感受不大一样，因为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还是令人向往的；但城市的人满为患，大概也会是迟早发生的事。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在这里显然将农村理想化了。其实，他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农村的黑暗”，他对农村的着意美化，是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同时也受到了俄国民粹派的影响。李大钊这篇《青年与农村》一开头就谈到了俄国的“青年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的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俄国民粹派对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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