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清华

我幼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封建时代的旧式教育。六岁入私塾，一直念到十五岁，读的是线装古书，主要是经、史，辅之以诗文。十五岁我考入了一所教会办的中学——鹤龄英华中学——成为三年级插班生、三年级即后来的初中三年级。因为我自认为我汉文有点基础，我报考并获取为“专读生”，即免修一切汉文课程，以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六年一贯制中学的后四年课程，于1918年春季毕业。我从中学的时候起就立志在中学毕业后一定要升学。于是在中学毕业之日，我就面临着升学选校问题。在1918年春，我翻阅了当时差不多所有全国有名气的高等院校的章程和招生简单，选定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北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几个大学为投考的对象。当时，国内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没采取统考的形式而是分别各自招生。为了方便考生应考，各校，在考期上，似乎有某种默契，尽量地岔开。而一个考生也尽量地参加不同校的入学考试，还可在两校中作出选择。

清华当时的考试实际上是高等科插班生入学考试，在六月中，为各校中最早举行的，从而也是我最先应考的学校。我从福州坐船来上海，住在当时英法租界交界三洋经桥一个小客栈里，考期大约四五天。完后，我又乘船回福州；因为其他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晚至七八月才举行，我只好作第二次、第三次来沪的准备。必须说到，就是在这一次应考期间，我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看到树立于黄浦滩公园门口昔地上一块白地大黑字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木牌子。在我从前写过《往事偶记》的一文中，我说：“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因为关于这一类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斗然止步了，瞪着这牌子，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在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过气来，我不知道。最后我掉头回店，嗒然若丧。第二天乘船回家。我们民族遭到这样的凌辱、创伤，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是个刺心刻骨的打击。我们后来曾批判过那个年代起出现的所谓各种“救国论”。但是只有心灵上经历这深巨创伤的人才会理解“救国论”有其产生的背景。……

刚到清华，我有点掉以轻心，因为在中学时，虽然我承认同级同学中，有好几位成绩都在我上，我自己还认为在某些方面我还有一技之长。在清华入学不久，就遇到学期中考试。我入学晚了近一个月，拉下的功课还来不及补上去就参加考试。结果成绩不佳，有一门功课几乎不及格。我才了解到清华当时对在校学生实行天格的淘汰制。从中等科一年级起，每学年年终都淘汰了一些学生。到了高等科后，除了每年仍行淘汰外，又历年不断地遴选招收一些插班生。因此，到了高等科三四年级同学的程度都有一定的水平。由于眼光都看着将来选送出国学习的机会，学习都十分努力，竞争剧烈的。自是，我对于学习就不敢再有所怠慢。到了这学年的第二学期，我决算是赶上去了，但自度成绩仍然只是中上的水平，而又必须指出，所谓有努力学习也只是熟读了课本教材而已。

就在这一学年之末，发生了“五四运动”在五月四日运动初发时，清华因远处郊外，并没有参加。但是，我们很快码就和城内各校联系上了。我最清楚记得的那一次从六月三日开始的全市学生爱国宣传周运动。清华同学分为两批负责参加三日、四日两天的宣传工作。我被分在第二批。我们第一批同学于六月三日在前门外宣讲时，全体被军警逮捕，拘禁于北京大学的三院。消息传至学校，群情更为激奋。第二天，我们第二批宣传队约四百人，清晨从校出发，乘火车至西直门车站，整队到了西直门。但军警早有准备。我们到时，城门已紧闭，城门外外军警密布。我们领队同学和军警几经交涉终不得入地矿局。于是队部决定全大队改赴德胜门。但是在我们到德胜门外时，城门也已紧闭了。看来这天无论转到任一城门我们都只有被享以闭门羹的待遇了。时间已近午队部乃决定全大队化整为零，每十人组为一小队分赴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及海淀镇，分头宣讲，到傍晚再分别返校。虽然在这次宣传活动中，我只有摇旗呐喊的份儿，，但它对于我的撞击是巨大的。

……

从威斯康辛到哈佛

在哈佛研究院不到两个两个月，自满之气被彻底打垮了。从此以后，我才算是开始了真正发愤读书的生活，也才算尝到了读书的滋味。

哈佛经济系当时每年录入的研究生大约三十人；是经过学术委员会在几倍的申请者中筛选的。他们给我的印象都似乎比我们刚从大学本科毕业者年龄大些。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本科毕业，又从事教学或其他工作几年后才申请入学当研究生的。这批人都是决定将来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或高级经济实务工作者。经济系本科毕业生的程度都是不够用的，必须在本科的基础上加深一步。而据我当时的了解，一般的家庭，在培养子弟时，只以本科为限。本科毕业后，家长的责任已经尽了。如果子弟还想入研究院，就必须自谋资助的来源。因此，这类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必须参加一段工作，积累足以维持二三年求学费用之后才能来研究院深造。因之，他们年龄较大，思想较成熟。而更突出的是，由于上学的费用是自己勒工所得节省下来的，他们入学后，以全部时间用在苦读。大学本科生一切课外的体育、文娱、社交等活动几乎全部取消。当然，研究生中还有一些从本科毕业后直接升学者。但他们十之八九都是各大学本科毕业班中的尖子。这情况我在入学后不久就发现了。经济系研究生班有一个自修室，自修室旁边有一个能容纳三十来人的西敏纳尔室。我们这一批第一年研究生，于上课之余，几乎每天都来自修室读书。读书之余，经常相互问难。当论点的分歧激化时，为了避免干扰别人，执辞不一的人就退入西敏纳尔室，关上门，然后大声争辩。这种场合我也有时参加，但不久就有点内怯，感到自己的学识不大如人。我发现，在争辩时，许多人提出的意见，论点都不只限于课堂所涉及或指定参考书的范围，而经常有更详尽、精辟的意见。我经常感到我自己的眼光太窄了、见识太浅了。这种落后的情形必须改变。四年发愤苦读的生涯就是在这压力下逼出来的。从这时候起，在这四年中，我根本没星期日，只有星期七。除了有两个暑天参加中国旅美学生会召集的夏令会，用去了二十天外，这几年的寒暑假也根本取消了。

读书的内容也变了。对于专业的书籍，除了教师所指定的参考书外，我以参考书为导线，又读了不少有关的书籍和资料。……

由于导师卜洛克教授的特别推荐，我获得一个更好的读书条件，被批准在校图书馆的书库里使用一个摆有一小书桌的专用研究小隔间的权利。从此，我就再不去上述的经济系研究生自修室，而每日待在这小隔间里读书。隔间的旁边就是书库中的一排排的书架。我除浏览和我的专业有关的书籍外，还有时兼及于其他有关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等等的名著。更方便的是，我可以任意从书架上抽出我要看的书，带到小隔间去阅读。阅读后不要再读的书，只需平放在小桌上，晚间书库内的工作人员，在巡库时，就会把它取回分别还插在原架上。如果我要保留这书，以便续看，我只要把它放在我的小书桌旁边的上书架上，插上一“请予保留”的条子，书库工作人员就不会把书收走。有时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实在太累了，我就到图书馆楼下一间名瓦德纳纪念室里偷得一二小时的要闲。这是一个罗列欧美文学名著的开架阅览室。在宁静的环境，柔和的灯不下，我有时借此消磨晚饭前一两小时的辰光。晚饭后，我回宿舍，又恢复正经书的学习了。

这是我平生一次最长期的、密集式的读书时间，也是我的专业知识迅速长进的时间，更是我感到读书最有兴趣的时间。我离开哈佛大学，别的没多留恋，就是为这个密集读书生活的结束，有点惘然。

在哈佛大学四年，1924年得了硕士学位，1926年得了博士学位，学业结束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是在1926年3月通过的。我申请并获得清华留美学生监督起国材先生的批准，预支这一年余下5个月的生活费和500美元的回国旅费，于1926年4月横渡大西洋到了欧洲。

（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