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蒋梦麟（1886-1964），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从私塾走进西洋学府、从古老的农村家庭走向大都市，从科考路上的学子到留学西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头顶着“秀才”和“博士”两类头衔……这都是他不平凡的经历。

在自传《西潮》里，蒋梦麟描述了青少年时代的自己如何跨越了两个时代、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回忆在旧式私塾里，学生从早到晚呆坐死读书，教育方式极为死板，根本养不成健全的人格，学生仍是循着科考的路子，一心为搏取功名。与此同时西方的狂潮席卷而来，西化趋势不可抗拒，他也从浙江高等学堂转入上海的南洋公学，形形色色的政变、学潮纷至沓来，处于剧变过程中的他，既欣喜又困惑，开始学会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现实，用西方的尺度重新审视中国的文化……

我的童年教育虽然枯燥乏味，却也在我的思想里模模糊糊地留下学问重于一切的印象。政府官吏都是经过科举选拔的。但是只有有学问的人才有希望金榜题名。官吏受人敬重，是因为学问本身在中国普遍受人敬重的关系。

因此我最后决定努力向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父亲自然欣然同意，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因此父亲把我送到离村约四十里的绍兴府去进中西学堂，我的两位哥哥则已先我一年入

学。我们是乘条又小又窄的河船去的。小船的一边是一柄长桨，是利用脚力来划的，另一边则是一柄用手操纵的短桨，作用等于船舵。船岸我们看到许多纪念烈女节妇的牌坊。沿岸相

隔相当的距离就有一个比较热闹的市镇。我们一大早动身，中途在一个大镇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府城。

顾名思义，中西学堂教的不但是我国旧学，而且有西洋学科。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一种新尝试。虽然先生解释得很粗浅，我总算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了。在这以前，我对西洋的认

识只是限于进口的洋货。现在我那充满了神仙狐鬼的脑子，却开始与思想上的舶来品接触了。

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

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

的观念。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溶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我在乡村里曾经养成研究自然的习

惯，我喜欢观察，喜欢说理，虽然有时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深意。这种习惯在中西学堂里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强于理解而不善记忆，凡是合理的新观念我都乐于接受，对记忆中的旧观念则弃如敝屣。

中西学堂的课程大部分还是属于文科方面的：中国文学、经书和历史。记忆的工作相当多，记忆既非我之所长，我的考试成绩也就经常在中等以下。我在学校中显得庸庸碌碌，较之当时头角睁嵘的若干学生，显有逊色。教师们对我的评价如此，我自己也做如是观。

校中外国语分为英文、日文、法文三组。我先选修英文，后来又加选日文。我的日文教师是中川先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正确的日文发音。英文是一位中国老师教的，他的英语发音错得一塌糊涂，后来我千辛万苦才算改正过来。他一开始就把我们导人歧途，连字母发音都咬不准。最可笑的是他竟把字母Z念成“乌才”。

一八九八年，我在学校里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话，已经决定废科举，办学校。这使老一辈的学人大惊失色。但是康、梁的维新运动有如县花一现，不久慈僖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日本。中国又回到老路子，我放假回到乡村时，看到大街的墙上张贴着黄纸缮写的圣旨，一面是汉文，一面是满文，写的是通缉康、梁的命令。看起来，维新运动就此寿终正寝了。这个维新运动，以后叫做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虽不为革命党人所乐道，而历史的事实却不能因政见不同而抹杀的。我记得梁氏逝世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蔡孑民先生和我两人曾在中央政治会议提请国民政府明令表扬其功业。适值胡展堂先生为主席，一见提案，面孔涨得通红，便开口大骂。于是我们自动把提案取消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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