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曾经做了十五年之久的教育部官吏，又兼任了十多年的教师生活”，在教育方面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鲁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是他光辉业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甘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夸美纽斯曾经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在一切文明的国度里，教师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鲁迅先生也认为教师是一项神圣而崇高的职业。在为曹靖华的父亲曹元培老先生撰写的一篇碑文中，鲁迅赞颂曹老先生“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致，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鲁迅在《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一文中，曾经非常感激地回忆起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对他“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他深情地写道：这个普通的教师，“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

鲁迅先生不仅爱戴教师，而且十分热爱“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在北师大附中的一次演讲中，鲁迅热情地赞美了培养花朵的“泥土”。他指出，这泥土“不是艰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地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地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你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话”。这“泥土”就是教师的象征。

为了培养年轻的一代，鲁迅先生甘当“人梯”，愿做“泥土”，甚至宁愿做“会朽的腐草”。他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正是出于对青年一代的热爱，他“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但对培养青年却从不吝啬时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这是鲁迅先生毕生事业的真实写照。

不要“误人子弟”

鲁迅认为，教师在教育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做一个教师，“为别人引路”是十分“不容易”的。“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万分危急时也会用一对可怜的角。”

鲁迅先生知识十分渊博，在文学和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通晓古今中外，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一定造诣，但他觉得“教书是很吃力的”，仍怕“上讲台，讲空话”，“误人子弟”。在《北京通信》中，鲁迅写道：“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教师的要求是多么高，对培养人的事业是多么严肃认真！

鲁迅先生在教学活动中也总是身体力行，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一丝不苟。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他曾提到，为了教好书，就“要预备足”。这是他从事教学工作的经验之谈。鲁迅从日本归国之初，在杭州任教时，就经常“灯下看书，每至深夜”。

鲁迅对那些不负责任、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所谓“导师”或教员深恶痛绝。在小说《高老夫子》中，鲁迅塑造了一个满身沾满遗老臭味的历史教员“高老夫子”。这人自诩“学贯中西”，标榜“整理国史”，且经常哀叹“世风有些可虑”，但其实不过是一个整日“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家伙。鲁迅通过他在课堂上的丑态、窘相的描绘，鞭挞了当时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摧残，揭露了这个封建卫道士虚伪而腐朽的灵魂。鲁迅告诫青年不要跟那些“糊涂的导师”走，“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向什么荆棘墓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要“知道孩子的世界”

鲁迅先生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必须了解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懂得一些心理学和教育学，也就是要“知道孩子的世界”。他曾经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要下河，最好事先学一点浮水功夫。”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指出，要教育好孩子，“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因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本位”。鲁迅还指出应当重视儿童心理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个别差异性，要求教育者在指导过程中“决个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鲁迅认为，当时的教育，“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主张要恰如其分，发展人的个性，“用全部精神，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

鲁迅先生在许多文章中还具体分析了儿童心理的特点。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回忆散文中，他以亲切动人的笔触，回忆自己童年时人塾读书前后的生活，将天真烂漫的儿时游乐与入塾后的刻板读书生活作对比，抨击了束缚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封建教育。鲁迅认为，孩子们思路开阔，思维敏捷，所以教师一定要有渊博的知识。“孩子们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因此，做教师的如果没有“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这样一些“切实的知识”，是“决难胜任的”。

鲁迅先生也看到儿童的思维是从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特点，主张尽可能提供感性材料，动员学生的多种感官参加知觉过程。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他指出，“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他认为，将来“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这样办”。

鲁迅先生还指出，青年们“十之九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所以，他对待青年总是十分慎重。对青年的幼稚和缺点，他从不嘲笑、苛责，相反，总是循循诱导，积极鼓励。在《“感旧”以后》这篇杂文中，鲁迅写道：“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哪一面呢？”鲁迅还坚决反对粗暴简单的教育方法。他指出，“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鲁迅还对顾黎民说：“我希望你们有记性，将来上了年纪，不要再随便打孩子。不过孩子也会有错的，要好好地对他说。”

尽管鲁迅先生并不是一位有独立理论体系的教育家，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从事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散见于大量的杂文、书信、小说之中，十分零碎，但我们还是认为，鲁迅关于教师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和研究的。鲁迅先生是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光辉典范。

选自《朱永新教育文集》卷五：《享受与幸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